12年國教的側面思考:「不想就讀某些學校」的擔憂何在?
  • 發表時間
  • 2013-11-20
作者: 本報訊 | 台灣立報 – 
■盧安邦
        自教育部宣告實施12年國教以來,已引發各界爭議不斷。其中主要的爭議點圍繞在影響明星學校存廢的「特色招生」以及「超額比序」方案上,從中不難看出,人們擔憂的是孩子如何能夠進入理想的高中職就讀,這制度的設立又是否不利於優秀學生的競爭(如超額的抽籤制度),或排擠了資源弱勢的家庭(如納入英聽成績以及多元學習表現中的「其他」項目)。
 
        然而,「如何能夠進入某些理想學校」這個問題,事實上肇因於一種無法進入理想學校、而必須就讀其他「不理想」(我不敢確定人們是否將之定位為「次等」)學校的焦慮,由此看來,這背後仍有一套隱而未顯的優劣排序邏輯在其中運作著。因此,本文認為在討論「如何能夠進入某些理想學校」的同時,或許也該轉個方向,思考為何人們存在著「不想就讀某些學校」的擔憂。
 
        除了學費的補貼外,「降低考試壓力」與「適性學習」是12年國教政策所主打的亮點,而此理想的達成並非易事,高中職的資源均等、升學制度的一體化以及社會評價皆為前提條件,而台灣整體產業型態又是社會評價的物質性條件。怎麼說呢?本文試著以筆者的人生經驗為楔子,希望從中展開的論述能夠跨越個人經驗,供讀者稍做參考。
 
一、高中/職的社會評價,台灣的產業準備好了嗎?
 
       在筆者國中的時候,面對升學問題,首先碰到的是高中與高職的道路抉擇,這時,高中是班上多數人的志願,因為那代表了一條光明大道的入口。而它之所以成為光明大道,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賦予職業一種層級關係:處於最上層的是醫生、律師、科學家以及工程師;往下一層或許是教師、公務員、銀行交易員、會計師等白領工作;最後才是維修、廚師、服務員、工人等勞動工作。
這層級關係成為人們評價職業的基礎標準,這評價並非憑空而來,其中交織了許多複雜的物質性條件。在設定將來的職業選擇時,涉入考量的是經濟收入的多寡與穩定程度、工作條件與風險、國家政策保障制度等等,其中當然也牽涉到智力測驗所指定的「能力」,如空間、邏輯、抽象思考能力所附加於職業上的評價,而因著這種種考量,人們分類、排序了各式各樣的職業,並認定了朝向這些職業的成功之道:想要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、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,先從讀高中開始吧。
 
        若這情況延續至今,而讓孩子能夠「適性」地根據其興趣與能力選擇高中/職就讀,避免掉對高中職一直以來隱然存在的層級價值判斷,那首先必須面對的便是以下一連串的問題:技職教育的出路是否充分地被保障了?只是「有工作」並不夠,這些工作的工作條件是否完善?其付出的勞力與面對的風險是否與其薪資相符?福利制度是否能夠保障這些工作者的退休生活?若這些問題未獲得解決,那麼「改變關於職業的社會評價」這件事將僅僅流為口號。
 
       「高職優質化」這一訴求所應涵括的內容,若不包括整體產業結構的轉型與相關勞工、福利政策的支持,即使「優質高職」能夠培育出「優質人才」,他們出社會後仍將面臨不甚優質的工作環境與待遇,因而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不甚優質的社會評價。
 
二、不讀大學可以嗎?升學管道的一體化準備好了嗎?
 
          在選擇了高中/職之路後,接下來面臨的抉擇,便是「該讀哪一所高中/職」?12年國教「就近入學」的前提是所有高中職的資源平等,這資源包括了硬體資源和人力資源,在這一點上,雖說教育部企圖以「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」協助平衡資源集中學校與偏鄉學校間的差異,但其成效如何仍為未知數,而已經實施的「高中優質化輔助計畫」,又將對適性教育、適性輔導而言,極為重要的師資補助置於補助重點之外,這使得在現階段看來,「資源平等」的理想,與現實仍存在相當的差距。
          在此狀況下,人們選擇學校時自然會將資源問題納入考慮,因為資源將影響孩子們的學習成效,並進一步影響他們大學的升學率。
照理來說,升學率所帶來的惡性競爭,應該在適性教育與適性輔導的制度中改善,但正如前文所述,產業結構與社會評價尚未給許多職業帶來完備的改變條件,而普設的公私立大學與技術學院則需要市場,連帶起來造就了台灣社會對大學文憑的迷思:大學文憑成為大多數行業的基本門檻,成為走上光明之路的必備條件。
 
      12年國教實施在即,但多數家長、教師及學生,仍對未來感到擔憂。2012年10月31日,來自高雄的簡姓學生家長淚訴,學校比獎懲、檢定證照項目讓私人機構檢定報名人數大增,考試花費更多金錢和時間。(圖文/姜林佑)
根據教育部的統計,民國91年高職畢業生的升學率為56.02%,而在短短10年中,高職畢業生升學率已逾8成。「升學」這件事已經脫離職業與專業的要求,而以教育市場化的後遺症之樣貌殘留下來。在人人皆有大學學歷的狀況下,若是選擇不繼續升學,將自然被歸類為能力不足的20%,這結構性的趨勢讓高中/職學生仍難以逃離升學的競爭。
      也就是說,12年國教廢除了升高中的基測,學生們最終卻仍逃不了進入大學時的學測總算帳。因此可以看見,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之下,若是大學入學的評鑑制度未能與12年國教的核心理念結合,「降低考試壓力」將難以在教育現場實踐,若在12年的教育後,判定學生能力、決定學生未來的是一場填鴨式的測驗,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教師們活化教學、孩子們適性發展?
      由此看來,若無法解決產業結構的問題,同時無法克服社會對大學學歷的謎樣追求,那麼要想說服孩子和家長棄絕一直以來對明星高中的嚮往,安心採用「就近入學」的方案,首先必須回答幾個問題:大學入學的評鑑方式如何與12年國教核心理念結合?政府打算如何克服城鄉差距與資源集中的問題,造就所有高中職的資源均等,進而讓「就近入學」的學生取得相等的學習資源?此外,地理位置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資源限制,城鄉發展的限制以及機會結構為學生的學習帶來了額外的問題,在此狀況下,政府該如何說服人民「就讀都市高中與鄉村高中將能獲得相同的大學入學競爭力」?
 
      目前的12年國教,雖然其立意良善清楚可見,看起來仍像是孤軍奮戰,在大聲呼喊的口號之外,較少見到整體的視野以及與其他部門的合作關係。但如前文所述,教育改革絕非光憑教育體系自身便可達成。縱向而言,這與人才養成的基本理念有關,仰賴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溝通與協調;橫向而言,更牽涉到產業結構、福利制度、甚至教育市場化之後所帶來的大學教育高中化、產業化等教育品質低落問題。因此,要想改變當前台灣所面臨的教育問題,勢必結合政府、民間各部門,並參考國外經驗,進行更為通盤的考量。
 
三、借鏡國外,我們做得到嗎?
 
         以瑞士為例,他們的高中職畢業生大學入學率約為5成,且在大學嚴格的把關下,能夠成功獲得學位者更少。然而,這並未阻礙瑞士成為一流競爭力的強國,原因在於它們擁有健全的技職教育體系以及完善的在職進修制度,再搭配上合理的職業薪資分配以及福利制度,讓許多人在完成初中教育後選擇進入職業學校。
        在瑞士的職業學校中,你可以依你的人生規劃之不同,選擇工作4天學習1天,或是工作3天學習2天的模式進行。因為進入職業學校便開始工作,職業學校畢業者的工作較有保障,且薪資不一定較大學畢業者差;產業應徵員工時首先考量的是專業,而非學歷;此外,企業常會提供員工回到學校的進修機會;而政府的福利制度也保障了員工的退休生活。再者,瑞士的大學入學評鑑乃申請制,與基礎教育結合起來,創造了一個有利於適性教育發展的環境。
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從瑞士的例子,我們可以看見產業、福利、教育制度與人才評鑑制度的相輔相成,交織起來奠基了一個可供適性教育落地生根、發展茁壯的土壤。看到這幅景象以後,讓我們回過頭來問問台灣政府,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嗎?除了「特色招生」與「超額比序」等細節的擬定外,在更為基礎而整體的層面上,我們真的已經準備好了嗎?
(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班研究生)
作者按:特別感謝政治大學1002媒體素養概論5B小組成員:朱凱鴻、江玉祥、洪莉婷、黃曼喻、詹秉翔、曾文勤、曾家薇、陳思樺、王顥儒、江謝家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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